第5版(文件·报告·回忆录)
专栏：

　　嬉笑斗逆境　丹心为人民
——缅怀廖承志同志
罗青长
廖承志同志与我是挚交好友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一片忠心，使我深感钦佩。他的音容笑貌，常萦心怀，兹值《廖承志文集》出版之际，特撰此文，以慰亡友。
我与承志同志第一次见面是１９３４年９月间在川陕苏区的巴中县，我１６岁，他长我１０岁。当时他刚从白区进入苏区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、省工会秘书长，我在省委宣传部当干事。他筹备川陕苏区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会场的布置工作，会址选在巴中县中学堂。他带领我们一些青年一起到巴中山上砍松柏树枝搭牌坊，装饰会场。他和大家一起劳动，有说有笑，欢天喜地。当时，我们只知道他是刚从白区大城市来的洋学生。川陕苏区的条件极为艰苦，他冲破重重困难，舍弃优越的生活条件，投身革命来到苏区，这对他来说是难能可贵的。他多才多艺、能文善画，会场的标语、口号等都是他亲自动手书写的，马克思和列宁的像也是他画的。工作之余，他也给同志们画像，他画得既快又好，寥寥数笔就能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一个人的轮廓。他还自编自演活报剧，如《半升米》，表现了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的剥削，颇受当地军民的欢迎。
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７日“十月革命节”时，川陕苏区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按时召开。会议的主题是：全党动员起来，完全粉碎川陕会剿。承志是正式代表，我以少共身分列席会议。当时省委书记是周纯全，组织部长是谢富治。这次大会完全受张国焘控制，代表又多是新发展的农民党员，大多不明真相。会议一开始，就宣布代表资格审查经过。当时有人提出何柳华（承志同志当时的化名）的代表资格问题，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，母亲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。问他够不够代表资格？只听见台上台下一片起哄声，台下喊：“不够代表资格。”台上喊：“不够代表资格怎么办？”台下喊：“取消代表资格。”台上又喊：“取消代表资格后怎么办？”台下喊：“交工农革命法庭审判。”接着就看见四个警卫员带着驳壳枪和马刀把承志同志押出了会场。当时还逮捕了一些别的人，包括原白区党四川省委书记、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罗世文等同志。事后才知道这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一个大阴谋，他把不满他的红四方面军和四川白区党的同志都陷害了。承志同志因反对张国焘也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押了起来。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。当红四方面军长征渡过嘉陵江以后，听说一些人在撤退时被张国焘杀害了，我想他也可能“革命成功了”。１９３５年４月间，我们行军到了川西北的北川县一个石崖下避雨，雨下得很大，我突然发现他被保卫局的警卫人员押着从我面前走过，看他还活着，我又惊又喜。迫于当时的环境，我们没有搭话，但我们心照不宣，在我注视他的一瞬间，他向我偷偷地吐了一下舌头，做了个鬼脸，若无其事地走了。后来知道，张国焘怕将来中央追问廖承志同志的情况，又因为他能文善画，才被留下来控制使用。以后他一直在保卫局的监视下行军。张国焘利用他画宣传画、写标语、布告。有的标语、布告写在木板上，顺着岷江可以一直漂流到灌县、成都，引起下游敌人的恐慌。我见过他画的红旗插遍全中国的形势图，其中除主力红军外还画了琼崖红军。从他的宣传画中，我是第一次知道海南岛还有红军，深受鼓舞。他同罗世文同志一起编写布告，记得其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：“照得工农红军，宗旨为国为民，打倒帝国主义，铲除土豪劣绅，解放劳苦工农，实行土地革命……”由于张国焘的罪行，红四方面军被迫过了三次雪山和草地，主力受到很大损失，在长征途中最艰苦的这一段，是承志同志被当成犯人押着，其处境更可想而知。有一次廖承志同志几天没吃东西，饿得实在走不动了，他就给小勤务员用草纸画了个像，小勤务员很高兴，就分给他半碗糌粑吃。１９３６年红二、四方面军会合后，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，成立了西北中央局。当部队进入甘肃南部后，廖承志、罗世文、朱光等同志到宣传部帮助工作，他编辑了一个油印的《新闻简报》，很受欢迎。虽在监视之下但他毫不在乎，成天乐哈哈的。我当时兼做“列宁室”工作，行军一停下来，我就找他画马克思、列宁的画像，画宣传画，写标语，他总是满足我的要求。这时我们接触又多起来了，每天在一起有说有笑，无话不谈。我不时为他那渊博的知识和诙谐的语言，特别是他那蔑视困难、蔑视权势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。
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后，我们都到了陕北。１９３６年１１月间经党中央提出，张国焘被迫恢复承志的党籍和自由。当时承志同志随身携带着个笔口袋，当他知道党的这一决定后，立即把那个口袋挂在窑洞的墙上向它作了三个揖，感谢它救了他一命。廖承志其人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到延安后，他到清凉山《解放》杂志社工作，我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。我们相距不太远，他那时有一点稿费收入，另外他妈妈也经常接济他这个独生子，所以到星期天我们常去找他“打牙祭”，他总是请我们在小馆子嘻嘻哈哈吃一顿。他对同志坦诚相待、平易近人。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他交往，我也非常尊敬他这个同志和兄长。
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他被党中央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，到香港和广州两地组建八路军办事处。１９４２年听说他在广东被捕，我一直为他的安全担忧。我当时在延安很注意从敌情中了解他的消息，知道敌人对他百般威胁利诱，但他终不为所动，敌人无可奈何，最后把他押往重庆。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中共代表团曾就释放叶挺和廖承志同志，多次和国民党交涉。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，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率部进攻解放区，被我军俘虏，蒋介石这才同意以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为交换条件，释放了叶挺和廖承志同志。承志同志１９４６年夏天回到延安，他曾同我谈到在监狱中，嬉笑怒骂、冷嘲热讽，以漫画为武器，斗倒敌人耍的美女计，令人捧腹。
承志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以后，长期负责宣传、统战、侨务、外事、对台等工作。我们同在周总理的领导下，工作联系和个人交往就更多了，“文革”中同样受到迫害。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２日，周总理召集外事口的“造反派”头头开会，点名要当时已被打成“黑帮”的承志同志和我等几个人参加。周总理强调：外事工作很重要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声誉，因而工作一刻也不能停。一些干部我了解，你们（指当时到会的“造反派”）是从下面看，我从上面看，都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干部。我们看人的角度不同，但都要支持他们的工作。这是周总理为外事口的干部说话、撑腰。外交部、外贸部的“造反派”和总理争辩，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们。散会后，我在国务院会议室外面遇到廖公，我悄悄对他说：“‘造反派’向我调查你，没事，要顶住。”他笑了笑，点点头，又一次吐了一下舌头，做了个鬼脸，还像３０年前一个样。
１９７６年９月我们在“四人帮”批邓时，因病同住在北京医院，我当时已病危。记得１０月７日清晨，他兴冲冲地来到我的病床边，用手势示意四个人被抓了，我一时未解其意，后来看到他欣喜若狂的样子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肯定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咒骂的“四人帮”被抓起来了。我们都皆大欢喜，病情也随之减轻不少。
１９７９年９月廖承志同志因心脏病，需到美国做手术治疗，临行前我去看他，开玩笑说：你到美国可不要去见马克思，一定要回来。后来，他给我写了一首打油诗的条幅作为纪念：
把手相逢君十六，严颜庙后山犹绿。
嘉陵江畔浪滔滔，几度含杯嚼狗肉。
忽作楚囚在通江，从兹变幻辰与参。
雪山草地都踏遍，相逢最后在延安。
回首当年俱少年，如今抱孙发皤然。
酸甜苦辣都尝过，捂着尾巴是神仙。
上戏作供罗青长同志一笑
这首诗是承志同志坎坷多难战斗生涯的缩影，也是他和我半个多世纪革命友谊的真实写照。俗话说，文如其人，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豪爽豁达的性格、临危不惧的品质、谦虚谨慎的美德和对战友的深情厚谊。
１９８３年５月，承志同志因病住在北京医院，我常去看望他，他很关心川陕老区的人民，很怀念那一段艰苦历程。我们相约要重返川陕老区和雪山草地长征路，孰料他夙愿未酬、遽尔先去，我只有珍藏他的遗诗、遗墨，作为对老友的永久纪念。